昨晚我走在天安门广场时，那里有大批便衣警察，其中一些人还对我拍照。这说明一点：年六四屠杀纪念日在中国仍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然而，仅仅几年前，这个纪念日还是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外国政府会就政治犯问题作出郑重声明，大规模的烛光守夜活动会在世界各地举行。
即便在西藏骚乱引发所有那些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真正性质的问题之后，昨天这个第周年纪念日仅出现一些温和的评论，这说明中国在改变有关其人权记录的讨论框架方面，做得多么有效。尽管中国仍在与西方国家进行各种“对话”，但它已成功地化解了人权外交。
美国也许拥有过的道德优势，已因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古巴关塔纳摩美军基地发生之事而受到损害。近年来，中国制作了有关美国人权侵犯的小册子，旨在淡化人权问题，将其引入相对主义的迷宫。
而且，正如达赖喇嘛上月访问西欧所显示的，对于如何与中国谈人权问题，欧洲各国政府一筹莫展。去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柏林会晤达赖喇嘛，似乎说明德国将采取更坚定立场。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建议她“改正”她的“错误”后，生于共产党国家东德的默克尔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对人权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予以辩护。
不过，当达赖喇嘛上月再次访欧时，默克尔这一新的姿态在德国联合政府内部的争吵声中瓦解。社民党籍的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非常公开地拒绝会晤西藏来客。德国社民党主张对中国采取不那么对立的外交方式。
法国的政策看上去更为多变。在月份西藏发生骚乱后，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似乎表示，除非中国改变政策，否则他可能不会参加奥运开幕式。但是，当家乐福和其它法国企业遭到愤怒的中国消费者抵制后，法国派出三名不同的外交使节，实际上让他们向中方叩头。所有这些还不足以让中国某些人满意，法国外交部本周表示，北京的官方旅游机构向各旅行社发出指示，要求它们今夏不安排前往法国的旅游团。
每一位中国通都会说，在敏感问题上公开数落中方，不会有任何收获。而且，挑起与北京的争端，会有种种切实的商业后果。将人权问题局限于非公开的、礼貌的谈话，这一想法肯定具有很强的诱惑力。
然而，不管他们喜欢与否，西方各国领导人都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他们能与中国公开谈论人权，因为这个问题不会自行消失。首先，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有时会迫使他们有所作为。许多西方国家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冷却，尤其是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在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以结果为重的威权主义之间，正发生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斗争。西方国家政府如果找不到任何办法来表明其中一些关切，就有可能面临国内民意反弹。
好的外交也需要展现一点脊梁骨。中国也许会对自认为受到的侮辱作出大声抱怨，并敦促批评者“客观”一些，做一个更好的“友人”。但中国对那些在原则问题上似乎很快屈服的人，也会很快失去敬意。
这还牵涉到与中国打造可持续的长期关系。中国渴望得到尊重，渴望被当作旗鼓相当的对手。但既然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就不能在每次话题转移到价值观方面的重要分歧时，老是像走在蛋壳上那样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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