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业对待鲁珀特默多克进驻《华尔街日报》的态度，仿佛是罗马人看待西哥特国王亚拉里克（，译者注：公元年，亚拉里克一世率领西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并大举劫掠）。《大西洋月刊》声称，这位年迈的大亨接管《华尔街日报》的那天是“一代美国记者的耻辱日”。
《大西洋月刊》担忧，默多克模式将牺牲“负责的、严肃的新闻业”，并在这一过程中损害公众生活。而默多克的捍卫者们则将此种观点视为妄自尊大的胡言乱语。
当然，对于英国《金融时报》的人而言，看着《华尔街日报》发生的事，态度都会有点复杂。但是，我最初的本能反应是同情默多克。很多美国报纸的新闻文章给我以自我欣赏、冗长、编辑过度和傲慢的感觉。
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国新闻文化的巨大差异，大约是在年前。那时，我在华盛顿做一名自由撰稿人。我不时会到隔壁《芝加哥论坛报》的办公室逛逛，但我可以觉察到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分社社长感到心烦。后来，他终于走到我面前说：“进我们办公室之前，你能不能打上领带？”
我意识到，就像律师和银行家那样，美国记者自视是受人尊重职业中的一员。而英国同行通常乐于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他们喜欢引用已故的尼古拉斯托马林的格言：“在新闻工作中，取得真正成功只需具备一些基本素质，比如像老鼠一样狡猾、花言巧语以及一点写作能力。”
英国人有时认为，由于美国的记者已经融入体制内，因此很容易被“高层消息人士”所欺骗。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新闻界所扮演的、支持政府的角色可为证据。
事情也许是这样吧。但在就一方面而言，正是辛勤勇敢的美国新闻业揭露了水门丑闻。
确实，在华盛顿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勉强对《芝加哥论坛报》产生了一些敬意。他们的调查报道团队肯在一篇文章上耗费数月功夫，这让我感到钦佩。而在我当时工作的英国报纸，“调查”二字意味着周二着手工作、周日就发表文章。我还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报纸使用“消息人士说”这一措辞时，那些消息人士的确存在。但当这句话出现在我们那家报纸上时，我并非总是心里有底。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曾为一位在泰国的英国同事辩护——他引用《曼谷邮报》上的话，却没有注明出处，因此受到一些美国人尖刻的批评。我冷冷地提醒美国同行，他们是在“张冠李戴”，小题大作。美国人离开后，我那位英国同事对我表示感谢，而后他不经意地提到：“提醒你一下，别费劲在《曼谷邮报》找那些话。”原来，那些话是他编的。
这类事情败坏了英国新闻业在美国的声誉。乔纳森福尔曼在《》杂志上写道，当他就职于一家美国报纸时，发现该报有条官方政策是“不要相信任何英国报纸上的任何东西，英国《金融时报》除外。”
当然，英美新闻文化的差异也不是绝对的。我那位在曼谷的英国同事不反对在文章中编造一些“路人”引语，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记者，敢于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伊拉克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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